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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文明史别样解读——读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:人类社会的命运》
2020-04-16 17:2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 

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:人类社会的命运》是贾雷德·戴蒙德的代表作。作为一部曾经获得普利策奖以及英国科普书奖的作品,该书试图解释为何欧亚文明最终可以存活下来并战胜其他文明,同时驳斥了欧亚霸权是由欧亚知识分子或道德上的优越而来。

实际上,该书始终围绕一个问题展开:为什么历史上是欧亚大陆人征服美洲、澳大利亚和非洲,而不是相反?为什么小麦和玉米、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“了不起”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特定地区,而不是其他地区?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?作者在书中论述的只有一个观点:地理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。他在书中套用了托尔斯泰的名言,“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,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。”

作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,指出是地理因素决定了动植物的分布和可驯化的种类,进而决定了不同人类族群的发展进程,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,彰显了独特价值和重要性。

从远古时起,由于环境差异,各个大陆上的人类社会发展就开始分道扬镳了。中国、中美洲、美国东南部和其他地区对野生动植物的早期驯化,使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获得了一种领先优势。农业与放牧出现在局部地区,但粮食生产从这些最早的中心向外传播的速度是不同的,这与气候和地理方面的其他特点,如各大陆不同的面积、位置,甚至形状有很大关系。发展水平超过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,更有可能发展出文字、技术、政府、有组织的宗教,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和战争中的强大武器。

正是这样的一些发展领先的族群,在海洋和陆地上进行冒险,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,向新的家园扩张。人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欧洲人在过去500年中对非洲、美洲、亚洲、澳洲民族的征服。开始时,这些欧洲人只是想通过航海去寻找贵金属和香料,结果却常常导致对土著人土地的入侵,并通过屠杀和带来的疾病消灭了大批土著居民。但非常诡异的是,大量消灭美洲土著的并不是侵略者的枪炮,而是他们从欧洲带去的瘟疫,如天花、麻疹、流行性感冒、伤寒、鼠疫等,那些土著居民对此丝毫没有免疫力,便只有成群成部落地病亡,遭到灭顶之灾。有史学家估算,欧洲殖民者入侵时,美洲大陆大约有4000万人口,一百多年殖民征服后,只剩下180万人,但死于枪炮的不过十分之一,死于瘟疫的占到十分之九。

除此之外,历史上多次发生重大瘟疫,从而改变社会发展进程,如中世纪欧洲暴发的黑死病,也就是鼠疫大瘟疫,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,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/3。而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,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人数为其总人口的5%。这场瘟疫是由十字军东征,从西亚带回了欧洲,改变了欧洲的文明进程,对中世纪欧洲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科技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毫无疑问,瘟疫传播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,一个地方的人对该瘟疫有免疫力,就有生存发展的可能,相反就有灭亡的危险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地理环境影响是完全立得住的。从我国文明发展史来看,很多学者认为,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领先地位,这与中国所在的位置和环境有很大关系,西面的高山天然阻断中亚、西亚民族及更远的欧洲民族大规模的入侵,也阻断了欧洲、西亚瘟疫向中国传播。而且中国所处的温带气候和广阔的平原,长江黄河流域的水利灌溉,促成了农业文明的发展,也满足了社会治理的需要,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治理模式。但这种环境的封闭性,也带来了负面的作用,客观上阻断了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的广泛的、大规模的交流,尤其是明清以来,实施闭关锁国政策,中断了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,最终导致中华文明大幅落后于西方文明,近代以来在西方人的钢铁和枪炮面前步步溃败,遭受了严重的内忧外患,几乎沦为殖民地。

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:人类社会的命运》一书对人类社会发展作了另类的生动解读,引人深思。关注人类社会的命运,实际上就是对自我的审视,多一种视角,多一个维度,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,向何处去,可以更加清醒地知道要坚持什么,舍弃什么。(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  郑立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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